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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腺癌是威胁我国女性生命健康的第二大恶性肿瘤。临床上常根据雌激素受体（ER）、孕激素受体（PR）、HER2表达（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）以及Ki-67等四个指标进行分型。其中，HR+/HER2-（激素受体阳性、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）乳腺癌是最为常见的乳腺癌分子分型，在所有乳腺癌患者中约占比80%。对于HR+/HER2-晚期乳腺癌患者来说，内分泌治疗联合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（CDK）4/6 抑制剂是目前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。从长期随访数据来看，这一方案并非一劳永逸。部分这类患者仍会面临疾病进展或耐药的情况，治疗选择就会相对有限，不得不再采用化疗，导致生存率较低、预后情况不容乐观。这也是晚期乳腺癌难以治愈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随着医学界对乳腺癌分子分型了解的不断深入，以及对耐药机制的探索，克服耐药策略正不断发展，目前已经出现了针对性的创新精准治疗方案。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内科主任王红霞教授介绍，从机制上看，耐药并非由单一因素造成，而是一个高度复杂、多通路参与的过程。其中，PI3K/AKT/mTOR（PAM）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被认为是目前研究最为深入、也最具代表性的机制之一。中国患者与西方人群在基因突变谱上存在明显差异。例如，PI3KCA、PTEN、AKT等基因的突变发生率，在不同人群之间并不完全一致。这意味着，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经验，而是需要建立更加符合中国患者特征的精准诊疗模式。HR+/HER2-乳腺癌中PAM信号通路异常激活是导致HR+/HER2-乳腺癌内分泌治疗、化疗及CDK4/6抑制剂耐药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这一通路有诸多关键信号分子，如PIK3CA、AKT1、PTEN，一旦这些分子发生基因变异，不仅会驱动乳腺癌的发生、发展与转移，也会增加疾病复发风险，带来不良预后，对患者的长期生存带来挑战。在我国人群中，约57%的HR+/HER2-晚期乳腺癌患者携带PIK3CA、AKT1或PTEN改变；其中携带PTEN或 AKT1改变的比例分别达8.4%和7.7%。
今年医保目录更新，一批乳腺癌领域的创新药被成功纳入，极大程度减轻了乳腺癌患者的治疗负担，其中就包含靶向PAM通路的创新药物，这填补了HR+/HER2-晚期乳腺癌伴PIK3CA、AKT1或PTEN改变的临床治疗空白。相信随着更多创新药物的出现和医保目录的持续优化，乳腺癌患者将获得更多可及的创新治疗选择。
针对耐药，医学界正在探索多种应对策略。一方面，通过更合理、更强化的联合治疗，在治疗早期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抑制肿瘤。另一方面，在治疗过程中加强动态监测，通过影像学、血液指标或分子检测，尽早捕捉耐药的信号，从而及时调整治疗方案。此外，围绕耐药机制研发的新型靶向药物，也正在不断进入后线治疗，为患者提供新的选择。随着越来越多创新抗肿瘤药物的出现，如何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精准治疗方案，以提升患者获益，成为关注重点。王红霞教授指出，现在通过基因检测等手段，不仅可以更好地预估疾病发展风险，还能制定个体化精准治疗方案，提高治疗有效率，降低疾病复发和死亡风险。例如，BRCA基因是一类重要的遗传易感基因，在不同乳腺癌亚型中的分布并不相同。在三阴性乳腺癌中，BRCA突变的比例相对较高，而在其他亚型中则相对较低。携带BRCA突变的患者往往发病年龄更早，同时发生其他原发肿瘤如卵巢癌的风险也更高，并且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特点。中西方人群在BRCA突变类型和致病位点上同样存在差异，这也促使国内学者建立了大型中国乳腺癌患者BRCA突变数据库，并制定了相应的筛查与诊疗指南，为精准治疗提供依据。
此外，由于乳腺癌异质性强，多学科诊疗模式应贯穿乳腺癌治疗全过程，基于循证医学的多学科团队、综合最佳证据、专家经验和患者意愿，使患者诊治过程个性化、精准化；同时也可以优化医疗资源使用，提高诊疗的合理性，减少偏倚，最终通过临床诊疗决策的转变，使医患双方在多方面获益。
随着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加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了解新药和新疗法。有些患者甚至在药物正式上市前，就已经开始咨询相关信息。这种积极参与治疗决策的趋势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临床研究和新药研发的进程。
王红霞教授表示，提高用药敏感性、延长有效治疗时间、降低复发风险，是乳腺癌治疗不断追求的目标。通过优化联合方案、改进给药方式、加强耐药监测，以及持续推进新靶点药物的研发，乳腺癌患者有望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稳定病情，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。可以预期的是，随着科研与临床的不断深入，乳腺癌的治疗之路仍将持续向前延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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